二十六分鐘的時間能做什么?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璧山區大路街道經發辦干部朱長江的答案是:堅守在抗疫第一線。但就是這二十六分鐘,卻讓他錯過了見父親最后一面的機會:“父親,我欠你一聲告別!”

工作中一絲不茍

查看父親生前照片

堅守在抗疫一線

悉心照顧母親
檢查轄區內農貿市場、超市、賓館的疫情防控措施、對準備復工復產的商貿企業提交的相關資料進行審核……2月10日,對朱長江來說,是普通而又忙碌的一天。
但一旦稍有空隙閑下來的時候,對朱長江來說,心中對父親的歉意便如大石般壓得他無法呼吸。
一場肆虐的肺炎打破了所有人生活的平靜,一邊是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一邊是父親的突然離世,自古忠孝兩難全,關鍵時候,朱長江作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繼續留在抗疫第一線工作。這背后,有著一段讓人淚目的故事。
兒子的愧疚
“沒見到父親最后一面是我一輩子的遺憾”
1月26日,大年初二,大路街道全員返崗,取消休假,開啟了戰“疫”模式。
朱長江被分配到市場監管組,負責做好街道4家農貿市場、6家賓館的疫情防控宣傳檢查。最初幾天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同事們看到他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卻沒有人知道,除了白天的忙碌,晚上他還要陪伴已經病重近2年的父親。
朱長江的父親朱澤倫2018年5月檢查出患有食道癌,今年1月中旬,他的病情開始惡化,不能進食,不能說話,只能依靠呼吸機維持生命。父親住院的這段時間,白天主要是母親在照顧,晚上則由朱長江和哥哥朱長城輪流照料。
2月3日下午2點零4分,正在緊張統計數據的朱長江接到母親的電話。
“長江啊,你爸的情況不太好,可能……”
“知道了,媽。”由于數據要馬上上報,沒等母親說完,忙碌的朱長江不假思索就掛掉了電話。
電話這邊,老實的母親拿著已經掛掉了的電話,流著眼淚默默地念叨到:回來晚了,怕見不到你父親了。
電話掛掉后,忙碌的朱長江沒有多想,繼續著手中的工作。2點30分,僅僅過了26分鐘時間,母親的電話又響了:“長江,你爸爸剛剛走了……”
聽到這個噩耗,朱長江一下愣住了,感覺整個世界都塌了下來。他看了看周圍忙碌的同事,然后跑到了樓梯間傷傷心心地哭了一場。
這淚水,有不舍,也有深深的愧疚。
“雖然醫生早就告訴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但是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還是覺得無法接受。”朱長江隨即向街道領導請了假,迅速趕往醫院。
從大路到璧山短短27公里的路程,好像變得格外漫長,朱長江的腦海中就像過電影般,閃現出一幕幕自己和父親的點點滴滴,眼淚一直沒有停過。
“在父親有生之時沒能見他最后一面,是我這輩子的遺憾。”回憶起那天的事,朱長江眼中仍然閃著淚花。
“你后悔那天的選擇嗎?”記者問道。
“不知道,也許……”朱長江哽咽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但朱長江卻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了我們答案:
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父親的喪事一切從簡,而意想不到的是,母親因為過度悲傷,父親過世的第二天不慎摔倒,造成粉碎性骨折。
父親過世,母親住院,悲痛和擔心壓得朱長江喘不過氣來,妻子勸他請幾天假,好好陪陪母親,但看到緊張的疫情形勢和同事們疲憊的身影,朱長江還是決定返回工作崗位。
2月7日,父親下葬后的第二天,朱長江便回到了單位,繼續投入疫情防控一線。
同事眼中
憨憨的“老黃牛”任勞任怨地工作
父親重病在床近2年的時間里,朱長江從未在同事面前提起過,也更沒有因為照顧父親而請過一天假。
“在疫情防控中,農貿市場、商貿企業的宣傳引導并不容易,從開始苦口婆心地勸說,再到后來業主理解配合,長江付出了很多,可是,我們都不知道他的父親病重住院,這孩子一直沒給我們說過。”大路街道副主任韓艷是朱長江的分管領導,她告訴記者,在疫情防控期間,朱長江從來沒有請過一天假,哪怕是一個小時的假。
當同事們得知這件事后,都非常詫異,兩年多的時間里,長江從來沒有在他們面前流露過此事。
“要不是那天看著他哭著急匆匆地跑出去,我們一點都不知道他父親病重。”周容是經發辦主任,2月3日,看到朱長江在樓道上哭泣后,才知道他家里出了事。
“憨憨的一個人,工作起來踏實、認真,從不抱怨,話不多”這是同事們對朱長江普遍的印象。
朱長江平時負責統計、企業安全、環保和轄區商貿企業的管理,工作任務十分繁重,除此之外,他還是大路街道經發黨支部的副書記,但無論是哪頭的工作,他都能兼顧得很好。對于領導分配的任務,他從不抱怨,也從不推諉,即使遇到困難,也總是自己先找辦法解決,就像一頭任勞任怨的“老黃牛”。
分內的事情盡職盡責,就連分外的事情他也都格外上心。
2月2日,大年初九,街道要為140多名專班值守的人員購買牛奶、面包等慰問品,同事周定容負責物資采購的工作。
“街上很多超市都關門了,我們也不知道哪家有這么多存貨,長江平時與超市聯系得多,我就想順便問問他。”周定容向朱長江詢問后,他一口答應幫忙,并且親自到超市幫著周定容清點、搬運,一直忙到晚上7點多才離開。
“沒有想到他父親第二天就去世了,早知道他父親病得這樣厲害,那天我也不會拉上他一起加班了。”回憶起當天的事情,周定容后悔不已。
家人的諒解
“如果父親地下有知,他也一定能理解”
朱長江出生于大路街道大堂村一戶普通的農家,75歲的父親朱澤倫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雖然連小學都沒讀完,但是他深明大義、通情達理。
朱長江在家中排行老二,哥哥朱長城是大路中學一名初三語文老師。
普通的農家出了兩個大學生,這在當時是一件十分光榮的事,但供養兩個大學生并不容易。
“以前家里經濟條件差,只能靠父親種地,母親打零工做皮鞋來維持生計。”朱長江說,父母省吃儉用,加上國家助學貸款的幫助,自己和哥哥才得以順利讀完大學。
兄弟倆走上工作崗位后,父親朱澤倫也常常教育他們,不要辜負黨和國家的培養,要以工作為重,認真踏實做好每一件事。
“以工作為重”,即使在患病后,父親依然是這么教育哥倆的。
父親患病期間,每1—2個月就要到西南醫院做一次擴管手術,朱長江和哥哥輪換著送父親去醫院。
“父親每次都要求早上6點就出發,到了醫院就催著我們趕緊回去,還總安慰我們說沒事的,別因為自己的病耽誤我們上班。”朱長江說,每次下車前,父親都表現得一臉輕松,只是不想讓兄弟倆擔心。
因為父親的堅持,朱長江每次都能在上班之前準時趕回大路,也因此,同事對父親生病的事情一點沒察覺。
沒能早點趕回去見父親最后一面,朱長江心中萬分自責,但他最害怕的是面對母親。
“她沒有當面責備我,但心里一定怨過我,怨我沒有盡到做兒子的義務。”朱長江說。
午飯后的空閑時間,朱長江會偶爾翻看手機中父親的照片。照片中,父親朱澤倫正面帶微笑地看著身旁玩耍的小孫子,一臉慈愛。
這是朱長江在父親生前拍下的最后一張照片,每次打開,朱長江總要靜默良久,在他的記憶中,父親仿佛不會老去,一直是那個如老牛一般勤勤懇懇的莊稼人,沒想到,這一次就真的天人永隔了。
朱長江回憶,父親去世的最后幾天,已經失去意識,因為長期不能進食,整個人只剩下60多斤,讓人十分心疼。
“說不后悔,那是騙自己,我這一輩子都欠父親一個告別。”談起內心的感受,朱長江眼眶泛紅,聲音也幾度哽咽。
“但疫情當前,這都是我應該做的,如果父親有知,他也一定會理解我的。”說完,朱長江轉身又繼續投入到工作中去,只留給我們一個堅定而又讓人肅然起敬的背影。
采訪后記
因為堅守疫情防控一線,他沒能見到父親最后一面,面對需要陪伴的母親,他無暇顧及。在家人面前,朱長江看似不稱職,但是面對疫情,他以大局為重,以疫情為令,展現了基層黨員干部的責任和擔當,是一名合格的“戰士”。
在這場抗擊疫情的阻擊戰中,還有許許多多像朱長江一樣的黨員,他們迎“疫”而戰,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無聞地守護著大家的健康和安全,守護著我們這座城市的安寧,踐行著黨員的初心和使命,忘卻了自己是兒子、女兒、父親、母親。
(記者 連宏宇 黃瑞 曾清龍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