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面對極其惡劣、異常尖銳的斗爭形勢，以建設具有堅強戰斗性的西南黨組織為目標，高度重視并全面加強紀律建設，積累了豐富經驗，形成了優良傳統，為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提供了堅強紀律保障，把西南黨組織建設成為傲然屹立于國統區的領導中樞和戰斗堡壘。
“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繼續努力，奮斗到底”
身處國統區復雜惡劣的環境中，嚴肅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成為南方局面臨的重要任務。
周恩來認為，紀律“是決定黨能否堅持革命、戰勝敵人、爭取勝利的首要條件”。
在周恩來領導下，南方局向黨中央請示報告非常頻繁，來往電報非常密切。南方局有重大情況和危急事件，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南方局有人事變動和工作安排，及時向黨中央報告；黨中央有重要會議，周恩來親赴延安參加，并及時報告南方局和國統區工作；對于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央的決定，如“鞏固黨，深入群眾，向中層階級發展統一戰線”，周恩來親自抓好傳達和貫徹執行；對于毛澤東的重要理論文章，周恩來要求《新華日報》、《群眾》周刊等抓好刊載宣傳，使國統區的黨員干部及時地學習黨中央的思想理論和時事政策。
1943年8月，周恩來總結三年來工作取得的成績。他講道：“這一切成績，是怎樣得到的呢？是全黨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黨團結在中央領導之下得到的！尤其有決定意義的，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得到的！”周恩來回顧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表明要“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繼續努力，奮斗到底”。正是由于周恩來以身示范，南方局堅定地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為爭取政治民主和抗戰勝利以及戰后中國光明前途作出了重要貢獻。
“難道有什么特殊黨員嗎”
嚴明組織紀律，強化紀律意識，查處違紀行為，定期清除不合格黨員，是南方局加強組織紀律建設的重要舉措。
1939年4月，南方局所轄國統區黨組織中，有新黨員5萬多人，黨的隊伍獲得了迅速發展，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根據中央指示，在周恩來領導下，南方局及其所屬各省大力整頓鞏固黨的組織，強調“要有高度的紀律性”，堅持“質重于量，鞏固重于發展”，強化黨內教育，一級審查一級，徹底審查干部，清理混進黨內的敵對分子、異己分子、投機分子和有嚴重問題的分子。
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當時，一些年輕同志不敢加強對老革命的管理，一些老同志也放松了對組織紀律的要求，認為“龍王何須水來管”。周恩來對這種情況提出了批評，嚴肅地指出：“支部要管，不要失職，要敢管老革命，老革命也要服從支部領導”“要把全機關的黨員的組織生活抓好”。
在一次黨日學習活動中，某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是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黨員，為人不拘小節，聽報告時總愛抬把藤椅放在門口，坐在門口，蹺起二郎腿，讓進出的同志很不方便。整風學習組的秘書提醒他，他仍然我行我素。周恩來看見這種情況，嚴肅批評道：“你在專心聽報告嗎？你這是遵守學習紀律嗎？”“你以為自己資格老，自以為懂得多，滿足了，不在乎了！”他又語重心長地說：“黨齡越長越要自覺遵守紀律啊！”周恩來對他的批評入木三分，也很及時必要。
周恩來在一次參加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員會的黨小組活動時，黨小組長劉光說“請周恩來同志作總結”，周恩來忽然問起“誰是我們的黨小組長”，一位同志馬上回答是劉光。周恩來說：“該小組長作總結。你對我這個黨員有什么要求，給什么任務，我都接受。可是，你要我代替你作黨小組會的總結，不大合乎黨規吧？”他接著又說：“黨員，起碼一條要參加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在這里，你們，我，大家都是同志。開黨小組會，我們都要受組長領導。難道有什么特殊黨員嗎？”
周恩來始終謙虛謹慎、嚴守紀律，他在《我的修養要則》中提出“要與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斗爭”“過集體生活，注意調研，遵守紀律”。他以自己的言傳身教，教育和引導了南方局黨組織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嚴格遵守組織紀律。
“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
1941年，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苦。這年底，為改善在紅巖的南方局領導人的生活狀況，遵照黨中央關于干部保健的有關決定，南方局擬定了一個干部保健標準，給那些擔當繁重工作的領導同志適當提高生活津貼。然而，周恩來和董必武卻沒有把自己列入其中。
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周恩來、董必武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實行嚴格管理和監督，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同志們的伙食，又絕不能亂花一分錢。董必武長期以樸素簡單的穿著與國民黨上層人士打交道，他說“我們花的每一分錢，都要想到解放區人民的艱苦生活，想到敵占區人民逃荒要飯的慘景”。
據原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招待所所長楊繼干回憶，當時辦事處的財務工作由南方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負責，紅巖村每個月的開支賬目都由董必武核查。有一個月，在月底費用核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始終平不了賬，后來發現這六角錢是私人使用，不能報銷的。董必武十分痛心，他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董必武執意在南方局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并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書面檢討信。鄧穎超也曾回憶：“那時為了六角錢董老都作檢討，現在有的人浪費國家資產幾萬元、幾十萬元、幾百萬元、幾千萬元都不心疼呀！”
紅巖先輩的回憶，為我們勾畫出一幅當年國統區艱苦樸素的生活場景，也是南方局共產黨人嚴守廉潔紀律的歷史寫照。
“永遠不與群眾隔離”
周恩來在《我的修養要則》中提出“永遠不與群眾隔離，向群眾學習，并幫助他們”，他從不搞特殊化，凡要求黨員和群眾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始終堅持群眾路線，與群眾打成一片，關心群眾的切身利益。
重慶大轟炸期間，為躲避日機轟炸，各機關、各單位以及當地大戶人家，有條件的都要挖掘自己使用的防空洞。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也在紅巖嘴后山溝挖了一個10米長的防空洞。由于條件有限，紅巖的防空洞并不寬敞。附近的一些群眾沒有條件自己挖防空洞，空襲時也跑進洞里躲轟炸。這樣，洞里就更擁擠，空氣也很不好，辦事處的個別同志因人多擁擠而有怨言。
周恩來聽到有人抱怨后，敏銳地意識到，有些同志的群眾觀念和群眾紀律出現了嚴重問題。他對相關同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并指出，我們在國統區要想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就得心里有人民群眾，我們的防空洞應該隨時都為人民群眾開著。此后，每次躲避日機空襲，周恩來只要在場，他都會主動招呼群眾進入辦事處的防空洞，對有些行走不便的群眾，還不顧個人安危，扶助他們進入防空洞。
“使黨員成為隱蔽的、堅強得力的、與群眾有聯系并善于影響和推動群眾的干部”
為了適應當時的局面，周恩來根據黨中央“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十六字方針，創造性提出了“使黨員成為隱蔽的、堅強得力的、與群眾有聯系并善于影響和推動群眾的干部”和“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的工作要求。要求學生黨員努力學習，有職業的黨員要出色搞好本職業務，所有黨員在社會上廣交朋友；要求黨員要依靠自己找到合法職業，廣泛進入地方保甲、教育、經濟、軍事等單位，一切言論、行動都要同自己的職業和地位相稱。“三勤”“三化”的貫徹落實，使國統區黨的工作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扎下根、站住腳，及時有力地應對了時局的變化。
在周恩來領導下，南方局還制定了《關于組織問題的決定》《關于秘密工作的決定》《秘密工作條例》《關于組織問題的緊急通知》等一系列制度，對黨的各級機關文件資料的處理、黨員和領導干部的活動及聯系必須遵守的事項等作了詳細的規定。
“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當時的重慶“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社會環境猶如大染缸，黨性考驗極其嚴峻。南方局共產黨人始終嚴守生活紀律，經受住了“燈紅酒綠”的誘惑和“糖衣炮彈”的進攻。
1938年初，經黨中央同意，周恩來擔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授中將軍銜，每月有幾百元薪金。但他仍然按照延安供給制的標準，只留下5元津貼，其余的收入全部交給黨，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在繁忙的工作之外，周恩來還按照黨中央開展生產運動的精神，組織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同志們種菜、養豬，自己動手，自力更生。
周恩來曾多次告誡南方局工作人員和從事秘密工作的黨員要多讀周敦頤的《愛蓮說》，要學習“六月風荷”的精神，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地下黨員肖林接受周恩來指派，下海經商為黨籌措活動經費。上海解放后，他創辦的華益公司完成歷史使命，一次性向黨組織上交經營結余資金，約合黃金12萬兩和固定資產折價1000多萬美元，他自己未取分文酬勞，只留下了3塊銀元作為紀念，表示為黨從事過經濟工作。
由于有周恩來等人的率先垂范和嚴格要求，戰斗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特殊環境中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無論是公開斗爭，還是地下工作，無論是潛伏政壇，還是秘密經商，都堅守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經受住嚴峻考驗。正是在嚴明紀律、強化紀律的大熔爐中，南方局領導下的共產黨人、革命志士淬火成鋼，堅持革命，戰勝敵人，爭取勝利。（據《中國紀檢監察報》）
